赵老师，您怎样评价目前国内的业余音乐考级以及中央音乐学院考级工作的现状?

 

赵：我从事考级工作已经有十年了，可以说是经历了中国考级的全过程。我们中央音乐学院是在中国音协推出业余音乐考级两年以后推出的。这之后又有了中国音乐学院等一些单位设立的考级。我最早就受中国音协的委托，参与了最早音协考级的组织和教材编写工作。后来又一直在主持我们学院的考级工作，现行的小提琴的考级教材也是我主编的。这些年，因为主要从事这项工作，每年我都会到各地的考场去，应该说对考级工作的实际情况，对于考级的成就和问题应该说还是比较清楚的。

 

客观的说，考级对于推动我国少年儿童的业余音乐教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有那么多的孩子来考级，起码说明是有那么多孩子的家长在重视对孩子进行早期的音乐教育，总的应该说这是件好事。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考级的实际组织、实施及管理过程中确实也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也有些负面的影响。这些都需要逐渐改进和解决。我也有很多的想法，也非常希望考级工作能够有个更好的局面。我觉得就考级而言，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有战略的目光去看，现在还是任重而道远。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可以做的更好。就目前的现状，大家都需要有个共识，有了共识以后才能做得更好。

 

问：有人说中央音乐学院的考级程度太深，考核过于严格，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央音乐学院考级生源的流失，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赵：从表面上看，好像是这样。但这也不能就简单地说是因为考级严而造成的。从总体的情况看，报考人数比以前少了，并不止中央音乐学院考级的考生在减少，其实全国总体的情况考级基本都是一个减少的趋势。

 

作为中国最早业余音乐考级组织工作的创办人之一，中国音乐家协会考级和负责人之一，原中央音乐学院考级委员会的赵维俭教授(右)，在文化部颁发有关业余艺术考级的管理规则颁布一年以后，就业余音乐考级及有关中央音乐学院考级的有关话题，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中央音乐学院的考级确实相对比较严格一些，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因为对于艺术专业的考核，即使是业余艺术教育也还需要有一定艺术标准的，总要让学生达到一定的演奏水平，掌握一定的技术技巧。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考级我们更要坚持一定的技术水平。既然是逐级的考核，我们也有相应的教材，学生们就应按照教材的进程有计划的学习和考级。以小提琴为例，中国音协最初的小提琴教材，还有现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材我都参与了编写，基本思路是一致的。是让孩子在考级的过程中，逐步的学习。中国音协的考级是按10级划分的，音乐学院是按9级设置的。我们学院成立考级委员会的时候，当时的名誉院长赵风同志是亲自过问，并且提出许多具体的意见和建议。跟九年义务教育挂勾，搞九级制，就是他提出来的。我们现在的九级考到的东西就是音协十级拉的东西，实际是同等水平。

 

我们主要是参照9年义务教育的程度和进程编写的。我们就是把从零开始的训练到对于一个业余学生应该达到的水平这部分知识，按照从小学到高中毕业9年的时间同步安排的。这里不仅是个技术问题，还有学生的心理成熟和知识结构的问题。存在的问题是，有许多学生不是按照这样的步骤进行学习，安排考级的，而是单纯的追求进度，跳级考级。其实这种

 

做法非常不利于学生学好音乐，就好比搭楼没有打好地基。

 

我们编的教材基本是按课本形式走的。最后再挑几首出来，做为考级的规定曲目。这些曲目不论是在技术难度上，还是从具备到这个演奏程度应该知道或掌握的角度上看，都是学生应该掌握，是起码要熟悉和了解的。在时间安排上，我们这套教材是让学生用9年的时间循序渐进来完成。每一级曲目的安排都是有技术上和音乐表现能力上的关联性，他们不是孤立的，台阶式的，而是一个逐渐向上的斜坡式的。每级的考级规定曲目都是这个过程中的要点，应该说是起码的要求，是最基本的应该掌握的内容。这不存在考级程度过深过难的问题。我们考核的深度和难度的变化进程都是循序渐进的。学生只要认真按照教材的进度认真的学习、踏实的练习，只要不是有特殊困难的学生，都是可以达到及格线的。